遵义会议，几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是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成立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地点,也是毛泽东在组织上真正掌握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地方。

“正”“反”报告针锋相对

会议召开当天,首先由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代表中央在会上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博古的报告把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失利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以及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客观原因。而对“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轻描淡写,谈得很少,几乎没有涉及。博古报告完毕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周恩来报告完后,由洛甫根据会前所写的提纲,作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洛甫的这份报告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据专家介绍,洛甫的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更多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长征出发后,他们三人较多的时间住在一起,经常交谈。毛泽东经常向他们讲解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应该运用怎样的战略战术去打破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会上“放炮”

三个报告完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开场就明确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博古的报告里关于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受挫的原因在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谈得少,甚至回避,目的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毛泽东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其错误归纳起来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呢,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接着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

寻找会址用了四年

据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的党史专家介绍,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建国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有关部门赶紧将柏公馆的照片、地图等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其进一步加以鉴定。1954年10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直至1957年7月1日,才正式定名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

毛泽东欣然题字

毛泽东自1935年离开遵义后,一生再没有回到过遵义。但在纪念馆朱红色的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墨底金字的牌匾,镌刻着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同志手迹“遵义会议会址”。这是他一生中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一幅题字。据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专家介绍,1964年11月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雪。当天下午,毛泽东午睡起来后不久,工作人员便告诉他,贵州省专门来人请主席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便令工作人员取来纸笔,欣然挥毫题字。毛主席的题字写在两张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上,分三行从右到左竖写,原物现存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