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之死：井冈山上的悲情历史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世人皆知。如今的井冈山市，经济上几乎全部仰仗革命圣地光环带来的红色旅游、红色培训热潮。当地人谈起1927年10月至1930年3月的光辉历史颇为自豪。不过，对1930年3月至全国解放前这段18年历史，却是避而不谈。只因在那段岁月里，曾经的全国首块革命根据地，竟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顽固反共堡垒，个中缘由颇为复杂，但反转的根本原因在于毛主席离开了井冈山，导火索是为了争取一座小小的兵工厂。

1926年，袁文才率宁冈县保卫团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把持的宁冈县公署，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自卫军手里共有60支枪，其中有不少是坏的。袁文才便请其妻叔谢凡经帮助修理坏枪。谢凡经是井冈地区小有名气的手工业者，有不少绝活在当地无人出其右。他试修几日后，居然无师自通地修好了2支枪。大喜过望的袁文人便让谢凡经带了几个人，搬进步云山的白云寺，办起了一个小小的修械所。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上井冈山。经过一番接触、交流，性格桀骜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被毛主席的真诚感动。不仅打消了疑惑，而且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谓言听计从。他们帮秋收起义余部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而且将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悉数交给党指挥。

毛主席听说袁文才有个修械所，甚为赞赏。此时工农革命军中正有不少坏枪，毛主席便与袁文才商定，从工农革命军中找了几位懂修枪的战士(其中1人还会做步枪的击针簧和退弹钩)，将修械所扩增至8、9人，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修械所”。人民兵工事业由此起步。

井冈山会师后，毛主席、朱德、陈毅商议，从上山队伍中抽调了一批湖南水口山铅锡矿矿工出身的战士，充实到修械所，并把“工农革命军第1师修械所”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械处”。由水口山工人出身的军部特务营营长宋乔生任军械处处长。1928年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械处”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械处”。

茨坪店上村的红4军军械处旧址

军械处成立后，工人增至20余人，设备也有所改善。工人们忘我劳动，源源不断地把修好的枪送往部队。他们还开始试造土硝、土炮。虽然连续几次试验均造失败，但宋乔生、谢凡经等人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终于造成了第1门土炮。毛主席、朱德等闻讯很高兴，指示部队每打下一个地方，都要注意收集台钳、钻头送往军械处，并布置地方政府组织人员广收废铁，充作制造土炮的原料。

1928年6月23日，红4军取得龙源口大捷，粉碎了赣敌第4次“进剿”，缴获了7、8百支枪，内有不少坏枪。为了武装地方赤卫队，军械处再次扩大规模。经毛主席提议，1928年7月间，军械处从步云山白云寺迁至茨坪店上村，并将王佐部铁匠出身的参谋长刁飞林调入军械处任副职。在宋乔生、刁飞林等人的领导下，军械处的工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单响枪。

在1928年8月31日的黄洋界保卫战中，红4军留守部队以1个营的兵力迎战4个团的敌军。战至下午4时，31团1连将军械处刚刚修好的1门迫击炮和仅有的3发炮弹安放在团指挥所附近。3发炮弹悉数打出，其中最后一发正好命中敌指挥所驻地——腰子坑。此前敌人侦知红4军中，只有主力28团拥有迫击炮，因此误判红4军主力已回师井冈，遂吓得魂飞魄散，仓皇而逃。

1929年1月14日，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军械所在毛主席、朱德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2月下旬，当红4军主力与江西红2、红4团在东固胜利会师时，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后，非常害怕，便擅自离队，返回井冈，由此埋下了日后冤案的祸根。其实袁文才并不知道，毛主席此前接到这份文件后，对此颇有异议。而且生怕袁文才、王佐误会，因此将文件压下来不传达，更不打算执行，甚至把袁文才带走保护起来。

一般史书里只提到随袁文才一同返回的，还有时任红4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但实际上，红4军军械处副处长刁飞林也在擅自离队的人员之列。

对于此事，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及时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考虑到袁文才等人擅自离队确有苦衷，又值用人之际，于是便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安排他当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其他人员也都妥善安置，其中刁飞林返回了已经改编为红5军独立1团的原王佐部。袁文才对于处分倒是很高兴的接受了。

不过，因为土、客籍的矛盾，加上袁文才、王佐只服毛主席一人，看不起知识分子出身的当地县委、边界特委领导人。后来因为宛希先的死使得矛盾更加激烈。边界特委一些人遂决定公报私仇，杀掉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和王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在考虑如何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当时富有兵工修造经验的刁飞林虽回来了，但那些兵工修造人员和器械却随红4军军部去了赣南。自红4军主力远去，井冈山核心区沦陷于敌手后，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难度很大，缺枪少弹问题首当其冲。这时，袁文才、王佐便盯上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的小兵工厂。这个小兵工厂有30余人，每天可造1支79单响枪。罗克绍利用兼任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的便利，有稳定的渠道可从长沙弄来钢铁、洋硝等兵工原料。

1930年2月2日，茶陵游击队长吴光涛送来了一条重要情报：罗克绍住在离茶陵江15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里。袁文才、王佐闻讯立即兵分3路，从新城出发直扑江口。结果在蕉坪顺利擒获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造枪工人。

该如何处置罗克绍呢?袁文才、王佐不但想把茶陵县靖卫团给拉过来，还想让罗克绍把小兵工厂的机器、原料及成品、半成品枪械全都交出来，并且希望罗克绍继续利用既有渠道从长沙购入一批兵工原料，解决生产急需。因此回到新城后，袁文才对罗克绍颇为礼遇，又是亲自松绑，又是摆酒压惊，还陪他一起打麻将。

不过，这些在袁文才、王佐视为斗争策略的举动，引起了继任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强烈不满。他要求立即处决罗克绍，却遭到了袁、王的断然拒绝。由于此时毛主席远在赣南根据地，既不知情，更无法调解，因此此事闹大后只能依程序上报边界特委。边界特委认为袁、王此举是“勾结罗克绍，扰害永修县赤色政府”。在井冈山地区由来已仅的土客藉矛盾借着这次“争取兵工厂”事件集中爆发，于是便发生了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冤案。

冤案的后果极其严重。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错杀后，袁文才的妻子谢香梅听到丈夫死讯，当场哭昏过去。醒来后，她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的。于是袁文才妻子的叔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拢旧部，“通电反共”，投靠敌人。由于袁文才、王佐在当地群众中有巨大威信，群众对他们的死非常同情，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为白区。由于井冈山地区易守难攻，红军几次试图重建根据地均无功而返，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毛主席获悉袁文才、王佐被杀后，曾大呼可惜。

但在战争年代，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此案又牵扯颇广，因此不便推翻边界特委当年作出的结论。

不过，1949年百万雄师过长江后，4野和2野一部迅速解放江西，毛主席特意吩咐有关人员一定要找到袁文才、王佐的后人，并着手为这起冤案平反。

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这个殊荣，足以表明毛主席的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