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艺术家的红色基因是怎样炼成的

编者按：当今活跃在艺坛的所谓明星们，有的如昙花一现，其艺术生命“英年早逝”，原因很多，其中缺乏红色基因是主要原因。现刊发红师教育范进忠教师推荐修改的文章，希望对有着艺术梦想的年轻人有所启发。

延安时期群贤云集，文星荟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划下一道灿烂的光芒。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钟惦、李波、贺敬之、时乐、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作家、艺术家均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艺术学府——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培养的，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色经典作品传遍大江南北，激励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抗战救亡。

延安时期艺术家们与时代共舞，艺术生命横跨半个多世纪。如今，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期，赶潮新时代的艺术家们如何使自己的艺术生命长青?借鉴延安鲁艺时期艺术家们深入骨髓的红色基因，也应该植入红色基因，为新时代鼓与呼!

延安成为爱国青年心目中的“圣城”

当年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桥儿沟校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许多内地高等院校被迫向西南城市迁移。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清醒地看到，国民党无法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抗日胜利的目标。

中央红军自1936年到达延安，积极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其特有的魅力引起海內外爱国者的关注和向往。延安成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政治中心，陳毅元帅有诗：“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

欧洲记者博斯哈德在延安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成了年经人的圣城。”这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当时在鲁艺工作的何其芳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成千上万热血青年冲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历经艰难跋涉，破艰难险阻奔赴延安。

著名科学家、作家高士其来延安的路比别人更为艰难。他因科学实验导致瘫痪，在挣扎中也来到延安。他在《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诗写到，“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他豪迈地呼唤：“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呐喊：赶走日本鬼子，还我中国河山!”

鲁艺第二期学生李清泉回忆：“当远远地遥望到宝塔山时，我虽觉很疲惫，摸着行李的身子也很不便当，仍然弯规划腰，伸手抚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闻，用嘴亲。”曾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画家张仃，踏上这块“圣地”的时候，不但热烈地亲吻延安的土地，而且还躺在黄土地上激动得打起滚来。

文坛名将茅盾、作家丁玲来了，诗人艾青来了，作曲家冼星海来了，留法的陈学昭也来了，她是延安唯一的文学博士。袁牧之、贺绿庭、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都来了，那个时期最著名的歌唱家周璇多次联系未能成行，与贺绿汀同行的邹韬奋不幸病逝在新四军开赴延安的途中，临终前，他留下遗书請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将骨灰运往延安。书法家蔡若虹绕道香港、河內、昆明，历经七个月到达延安。

“狂飙詩人”柯仲平写道：“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毛泽东等人倡导成立鲁迅艺术学院

奔赴延安途中的革命青年

据延安史学者朱鸿召介绍：“抗战前国民政府所属大专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大概有5万多，经历大迁徙后，实际复校的只有近3万人，流失掉的近2万人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到延安去了。

为了把艺术作为武器用于抗日战场，中央决定成立一所艺术学院。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杨联名公布《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4月10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

鲁艺的校舍位于延安城东北5公里桥儿沟，校舍是利用一座教堂和周围的一些窑洞组成。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这个小山坳里，到达延安的艺术群贤在这里云集，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钟惦、李波、贺敬之、时乐、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作家、艺术家均是鲁艺学员。

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为延大文艺学院。

延安成为“红色之都”，成为全国热血青年和要求进步人士的光明之城，大批沦陷区和大后方的文艺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熔炉，接受革命的洗礼，为鲁艺提供充足的生源。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怀下，延安鲁艺汇集了当时延安半数以上的文艺家和大批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成为延安文艺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艺术种子在红色土壤生根发芽，延安鲁艺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活动基地之一，开创了现代红色艺术教育的先河。

延安鲁艺提出明确的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和教学方针，并系统化、正规化培养我党我军在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专业方向的人才。创作了大量歌颂党、歌颂红色延安、歌颂抗战军民的优秀红色作品。其思想性、革命性和艺术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所散发着红色气息的艺术院校，被称为“新文艺圣殿。”

到抗战最前线，用戏曲文艺宣传和发动群众

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鲁艺演出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急需唤起和团结广大民众。但是，抗日革命根据地农民几乎大部分是文盲，需要对其进行新文化启蒙和抗日宣传鼓动。耳熟能详的戏剧文艺宣传是主要的载体，是一条很好的捷径。

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先驱们多次到学院授课，多次与学院负责人座谈，阐明我党对抗战时期文艺人才需求，研究确定鲁艺办学的方向和目标，把“服务于抗战，唤醒和组织民众”作为鲁艺展开实际工作的发出点和落脚点，制定了明确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保证了鲁艺正确办学方向。

根据当时抗战形势需要和鲁艺办学方向，学院采取了“三三三制”的办学模式。鲁艺的教育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学后在学院学习三个月，主要学习共同基础课程艺术专业基础课程和部分专业课程;第二阶段：由学院根据抗日前线的需要，统一安排学生到抗日前方根据地边工作、边实习、边创作三个月;第三个阶段，再返回学院进行三个月专业课程学习，完成艺术创作和艰巨的学业任务。在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学院发出了到抗日最前线去的号召。学员掀起了到前线抗战部队去，到敌人后方去有效地配合敌后发动群众，唤起民众，支援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被党中央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每次回到延安，必定观看京剧。把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的一架钢琴，转赠到鲁艺，这也是当时鲁艺唯一的一架钢琴。

但是延安鲁艺创办之初，培养对象不能够满足抗日的需求，传统戏曲戏剧的专门化、艺术化特色明显，理论化、书斋味、书生气较多，与当时抗战唤起民众的需要、宣传抗战的需要仍有较大的差距。

知识分子不要目空一切

毛泽东主席到鲁艺进行了调研，提醒知识分子要接地气。指出“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工农兵那里也有许多文艺作品，很生动，很丰富，当然也比较粗糙，是些‘豆芽菜’。任何大树，刚出土的时候，都是两个芽，”并进一步指出，“那种认为只有自己的文章好，别人以为不好的文章，不过是王大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不要目空一切，夜郎自大。‘自大’这两个字，加在一起，不就成了个‘臭’字吗?人一臭，别人应付掩鼻而过谁也不理。”毛主席生动活泼讲解使鲁艺师生颇受启发。

鲁艺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不断调整教育目标和教育方针，从最初的服务于抗战、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到中期的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目标，后期升华成文艺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文化教育的新途径，发挥了艺术在抗战中的最大效能。

此后，鲁艺提出艺术教育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组建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音乐工作团、木刻工作团等各种文艺组织，艺术家们纷纷上前线、下农村、进机关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高产的文艺人才。创作了《白毛女》《法门寺》等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特色的经典作品，培育出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独具魅力的鲁艺精神，让广大民众看得懂、看得明白中喜闻乐见、享受和欣赏剧中故事情节。

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能像鲁艺一样，在短短抗战8年时间中间，培养了像冼星海、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等200多位享誉中外的艺术家。创作出《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梁红玉》等上百部脍炙人口的经典艺术作品，铸造了民族文艺史和教育史上的两座丰碑。在民族危在旦夕、救亡图存迫在眉睫的非常时期，这些作品不仅给人以艺术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鼓舞人们积极投身于拯救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激发了大无畏的与敌血战到底的精神，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洗星海在指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合唱队排练《黄河大合唱》

毛泽东指出，还有一个大鲁艺

毛泽东鼓励鲁艺师生到抗日战争前线去。1942年5月，毛泽东在鲁艺座谈会上指出，“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毛泽东还幽默地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在毛主席教育方针指引下，鲁艺从办学初期，就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许多文艺骨干和人才都派到吕梁山、太行山等抗日前线，后来又派往全国各地，发挥了“大鲁艺”的文化传播辐射和带动作用。

到1942年为止，鲁艺80%的毕业生都分配到部队和根据地，为前方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他们不仅以高度的热情和顽强的斗志，努力完成文艺宣传等工作，而且还要经受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的磨练，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

鲁艺还担负着为前方剧团提供文艺节目的任务。留在延安的都是文艺骨干，他们集中力量，编拍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戏剧歌舞作品。作曲家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作家孔厥创作《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诗人贺敬之创作《雪花》《并没有冬天》等散文诗。沙汀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贺龙将军在前线》，陈荒煤写《刘伯承将军会见纪》。黄钢创作《我看见了八路军》、《陈庚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系列作品。这些极具感染力的红色艺术作品，在前方各解放区传播、传颂和演出，为前方各个方向文艺剧团创作、艺术演出提供丰富素材，在文艺创作方面结出丰硕的成果。

鲁(迅)总司令的军队

1945年延安鲁艺美术部师生在窑洞前合影

延安鲁艺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发动和鼓舞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抗日形势变化，鲁艺师生跟随抗日部队进入一线进行慰问演出，调研前线官兵生活。在艰苦的行军路上，他们忙着编稿、刻蜡和印刷，经常没有时间睡觉，只好在行军途中边走边睡，许多经典的作品是在马背上创作的。

毛泽东曾对鲁艺师生说，“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鲁艺广大师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学院派出许多学生到前方实习，派遣专业文艺团体赴敌后工作，使学生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在战争环境实践中，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直接服务于民族解放，起到文艺作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特殊巨大威力。

据不完统计，鲁艺一至三期的学生毕业后，大多都被派往前方一线战场进行创作和参加文艺演出，成为前方抗战部队的文艺骨干力量，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文艺人才。他们深入部队，参加过艰苦卓绝的反“扫荡”行动，与战士们一起攻打过敌人的碉堡，还和游击队一起打过伏击战，在战火硝烟中，得到考验，也使创作优秀抗日作品素材来源更加丰富充实。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鲁艺在抗日战争年代走过自己光辉的历程，也结束了她在延安的神圣使命。鲁艺师生陆续告别延安，分别奔赴各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他们像种子一样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在中国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文化艺术史册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解放后，鲁艺培养的艺术家们带着延安形成的文艺观念和文艺经验，在全国从事文艺创作、艺术教育、艺术表演等项工作，成为新中国的文学艺术、戏曲戏剧、美术绘画等红色艺术的力量基础，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学艺术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延安鲁艺培育的红色基因，一直传承至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同时他们的艺术生命也保持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