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遵义人丨石永言：追寻红色历史的光芒

30多年间出版10多部著作，其中一部《遵义会议纪实》更是填补了有关遵义会议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回首往昔，81岁的石永言告诉记者，自己就是讲了些遵义的故事，只是希望人们能通过这些故事了解遵义的红色历史，然后让遵义的红色基因能一直传承下去。

1938年6月，石永言出生在遵义老城。读书的时候喜欢上写作，成为作家是他当初的理想。1961年9月，石永言大学毕业后回到遵义，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后调入遵义会址纪念馆，主要做一些整理资料的工作。

经过自己多年的走访和整理，石永言发现在过去关于红军长征的作品、资料，以及有关遵义会议的作品中，很多信息还有缺失，并未将红军长征在遵义的这段历史讲透彻，甚至有些地方并非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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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四渡赤水’，之前发表过的文章、资料都把红军三渡赤水描述为红军有意识的调动敌人，是红军为了四渡赤水进行的一次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红军是因为在鲁班场的战斗没打好，这才不得不三渡赤水，所以三渡赤水并非主动的选择，而是迫于当时形势的被动之举。”石永言说。

正是因为过去一些作品、资料的信息缺失和不客观，让他萌生了要把遵义会议和红军在遵义的故事讲一下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初，石永言在继续走访了解的情形下开始了创作。就在石永言开始创作以后，另一件事也坚定了他写好这部作品的决心。

1984年，70多岁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采访来到了遵义，石永言负责接待讲解工作。一路上，石永言陪同索尔兹伯里前往了娄山关等地，老人夫妇俩的行为深深触动了他。

“上车他就开始采访，我就讲解，大家休息的时候，他和妻子就拿出打字机开始整理采访记录。”石永言说，索尔兹伯里回美国的4个月后书就出版了，这让他触动很大。一个患有心脏病的老人都来宣传红军长征，而自己作为一个遵义人，又在纪念馆工作，所以他觉得自己更有责任把这本书写好。

从到纪念馆工作后的数十年间，石永言曾前往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收集资料，走访了康克清等多位人士。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易其稿之后，《遵义会议纪实》最终于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该书尽可能真实、客观的还原了红军在遵义的历史，再现了长征的艰难曲折。首印的7万册很快脱销，后来该书5次再版共印15万册。

《遵义会议纪实》之后，石永言还出版了《贺子珍与毛泽东》《战争绝唱》《遵义·1935》《转折之城》等长征文学著作，共10余部约300万字。1996年，《遵义会议纪实》被拍摄成8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获得199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06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将《遵义会议纪实》《草地惊变》《延安春秋》三部长征题材的小说合起出版为“长征三部曲”——命运、危亡、曙光。

2017年4月，遵义四中石永言长征文学馆开馆。石永言说，遵义的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讲下去，遵义的红色历史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学生。这样才能让遵义这座城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而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