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赶考”历史命题解读及的启迪

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临行，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共产党“赶考”，考什么?毛泽东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包含了两大考题：一是要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共产党能否在夺得天下后，不学李自成。二是接受人民的考验。能否建立、建设一个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赶考”命题，启迪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

一、西柏坡时期“赶考”命题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的哪些认识?

1949年3月，党中央赴京建国求前夕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而成，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革命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为共产党人提出的新课题，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执政问题的清醒认识。

1、“赶考”命题是党在巨大胜利面前的清醒认识。中国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西柏坡时期，经过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喷薄欲出。在巨大胜利面前，如何认清中国革命所处的形势，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论述用“万里长征第一步”、“渺小的”和“序幕”三个词，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做了准确定位，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革命胜利面前的清醒认识。

2、“赶考”命题是党在即将走上全面执政关键时刻的清醒认识。西柏坡时期，是中国社会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农村走向城市、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提出 “赶考”这一历史命题，体现了在即将走上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自身任务的清醒认识。其一，由破坏旧世界的革命党转变为建设新世界的执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标固然没有变，但党的工作重点、工作内容、领导方式和手段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因而党的建设的主题也不同了。那就要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否则“考试”就会不合格。其二，这个“赶考”是一张永远不会结束的答卷，永远有着“升级”的问题，因此“考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可想而知。两大任务实质上是提出了如何执政的问题。

3、“赶考”命题是党面对复杂国际环境的清醒认识。国内形势发展到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已经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此形势下，共产党所面对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在各自利益和历史原因的背景下，英美主要西方大国对即将新生的政权具有敌对性。他们放言，共产党取得了天下，不一定坐得了天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警示全党：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毛泽东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由此可见，党中央对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

二、毛泽东提出“赶考”有哪些内涵?

毛泽东在进京前夕的“赶考”命题，也是未雨绸缪，更是共产党人到底应该怎样执政的明确提醒。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人执政要保持永不懈怠，勇于接受新挑战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勤政、不惧艰难的执政态度，是在提醒共产党人只有始终坚持立党为公、勤政为民，才能有效防止出现“政怠宦成”、“人亡政息”。试想，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在前进路上意识淡漠，思想放松，没有危机感，躺在老本上念经，就会产生精神懈怠，就不会取得进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就是针对这种状态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始终牢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庄严使命，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绝不能因为取得的成绩而自满，不能因为听到的喝彩而骄傲，不能因为遇到的困难而动摇，不能因为出了岔子而懈怠。必须看到，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在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要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走的路还长得很，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不懈追求。

第二，共产党人执政要常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提醒全党要常怀忧患意识，就是在提醒全党应时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不足，并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克服这些不足，这也表现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敢于正视问题的自信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百废待兴，在国家经济结构上，只有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尤其是现代化的重工业几乎为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大炼钢铁，进行工业上的“大跃进”，虽然最后走了弯路，但是正视我国存在的不足，大胆进行社会主义开拓的决心却是弥足珍贵。70年代，我们结束“文化大革命”，进行改革开放，也正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为考虑，做出的重大举措。今天，我们坚定改革开放，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正是共产党人深远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所使然。只有常怀忧患意识，时刻牢记对党的事业的使命感，时刻牢记对人民所承担的庄严职责，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扎扎实实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也才是共产党人的执政本色。

第三，共产党人执政要常具从严律己，矢志为民的信念。一部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多少王朝兴衰交替，究其没落或繁荣鼎盛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共通的一点就是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农民领袖，只有君明臣贤，心中装着百姓，带头励精图治，才能赢得民心，坐稳天下，造就一代盛世。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之初即以“救民于水火，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自然有别于封建帝王的为一己一姓之私利的治国之道，但作为一个执政党，“民心向背”关乎生死存亡的道理是相通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封建帝王尚且知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管时空如何变幻，我们党都始终要坚持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自信源于何处?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的重大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针，描绘了未来国家的宏伟蓝图。

1、源自确立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2月在西柏坡，毛泽东向到访的苏共代表米高扬介绍将要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时，明确提出“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重申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贯主张，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在论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前景时坚定指出：“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

2、源自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党1948年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2)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中共中央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权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议会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而近似于苏维埃制，不过，“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关于建立新型民主政治制度的思想及其政权组织形式，在西柏坡时期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探索。

3、源自确立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西柏坡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新中国的基本制度进行了探索和确立。

(1)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坦诚合作，召开了新政协会议，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2)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8年10月，受中共中央指示，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

4、源自规划了新中国的建设途径。

为找到一条适合新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首先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作了科学分析。他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指出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从而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四、对 “赶考”的探索，为党执政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经验?

在西柏坡，为成功破解“赶考”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为向执政党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准备，使我党实现了全面执政，建立了新中国，并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赶考”路上交出了一份有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这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很好地历史性经验。

经验之一：坚持人民至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在革命即将成功，新的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毛泽东依然坚持人民群众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认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认识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人“赶考”中为谁执政和靠谁执政的思想问题。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报告中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专门做了阐述，他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明确的以人民主体的执政理念，为“进京赶考”时为谁执政指明了方向。

经验之二：坚持不断学习。在政党历史地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执政党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觉悟水平、进取精神、创造能力等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多数干部知识单一，缺乏取得全国胜利后，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所必需具备的知识及经验。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适时地提出和探索培养既懂打仗又懂经济建设、管理城市等综合多能型干部。为提高理论水平，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取得政权后，“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能力。创办了大党校、大军校以及各类中等学校等，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团校、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等大学，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同时还从产业工人中提拔和培养了大量干部，参加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又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了12本必读书目，并指出“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干部的学习，使党的干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上有了较大提高，为如何执好政准备了重要的干部人才。

经验之三：坚持完善党的约束机制。党的制度是党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式、方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党的领导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动准则。建立和建全党内各项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调节和完善党的自我约束机制，近党规党法治党，是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

解放战争中后期，突飞猛进的革命形势对党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健全党委制，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 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同时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强调了健全党委制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明确了党委集体领导的范围，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这就正式从决策事项和领导机构方面，明确规定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正是毛泽东狠抓制度机制的建立和落实，才使得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统一领导得到大大加强，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能够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进一步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威信,这对保证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个举措对于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促进党的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验之四：坚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某些干部打江山为了坐江山，图享受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可能严重腐蚀党的机体，使党丧失战斗力，使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甚至导致新生政权的丧失。因此，毛泽东把反腐倡廉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看待，是“考卷”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党中央更多考虑的是全国胜利后如何防止和克服腐败而向全党敲响的反腐倡廉的警钟。中国共产党由1921年的50多名党员，经过28年的成长，发展成为一个具有300多万人的大党。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党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到1949年，在中国革命之路即将完成，革命即将取得取得成就的时候，党内由于胜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不良情绪。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六条规定：不送礼、不做寿、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实质上对党内成绩面前是否具有忧患意识，是否具有长期执政思想敲响了警钟。

五、新时期“赶考”之路对党员干部应有哪些要求?

当下，不容忽视的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矛盾也是日益升级。如，贫富悬殊、官僚腐败、房价虚高、环境污染严重、还有教育和医疗仍然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等等。我们党的干部不仅要接受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在此过程中，还要时刻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强调，“赶考”过去合格了，不能代表将来也合格，上次合格了，不能代表下次也合格，一次合格了，不能代表一生合格，“赶考”是每个共产党人的毕生政治必修课。党面临的“赶考”还远未结束。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坚定了我们要进行全面改革的决心和步伐。而我国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敢于涉险滩，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以说，新的“赶考”难度在不断增加，考不过去，就要被人民淘汰，时代淘汰。所以，我们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从新挑战中需找解决办法，不断强化“赶考”意识，时刻保持“赶考”状态。

常学“赶考”之题。西柏坡时期，党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毛泽东号召全党重视学习，用极大的努力去掌握不熟悉、不懂的东西。他强调，不懂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新的历史时期，与党在西柏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我们不懂和不了解的新东西。这就要求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破解“本领恐慌”，进一步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跟上时代的步伐，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就会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

常念“赶考”之律。廉洁自律是稳定之基，勤政是发展之力。只有廉洁勤政，才能增强领导者的号召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发展的考验。“两个务必”就是要求共产党以身作则，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坚决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就是要求增强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勤奋工作，廉洁勤政，做好各项工作。

常行“赶考”之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古人向后人提出的忧患意识问题。权大不忘责任重，位高不移公仆心，要时刻牢记千方百计为人民谋利益，警惕和防止官僚主义，克服形式主义，善解民心，善待百姓，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竭尽全力为群众办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康彦新，西柏坡纪念馆征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