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打回井冈山之原因探析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岁月里，共丢失过两次。

第一次是 1929年 2月，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攻，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湖南的酃县、茶陵，以及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五百里井冈”等所有地区(即六县一山)，基本落入敌人之手。

第二次是 1930年 2月底，袁文才、王佐在永新被错杀，不久袁王旧部反水，大小五井等地再次失守，井冈山地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9月解放。

毛泽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初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对井冈山怀有特殊的情感。但是，为什么在井冈山失守后，他却没有想尽办法打回去呢?本文将根据这两次丢失的具体情况，进行剖析。

第一次失守后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不打回井冈山

1929年 1月 4日，为了打破湘赣国民党军第三次联合“会剿”，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专门在宁冈柏露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向敌后出击，实行‘围魏救赵’，并可相机发展和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发展新区中求得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留下来的部队由彭德怀指挥，下山的部队由毛泽东、朱德率领。

可见，这次红四军主力下山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扩大新的根据地，二是解井冈山之围。当然，对于第二个任务而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打回井冈山，只要让敌人不能占领井冈山或者不再进攻井冈山，就算完成任务了。所以，红四军于 2月 1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

既然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救援和解围，那么在得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后，毛泽东为什么决定，红四军主力不打回去呢?他的态度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井冈山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并已经严重限制红四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井冈山的物资很有限，不能屯重兵。井冈山自古“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自给勉强还行，但养活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则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禁止物资的进出，使得井冈山军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所以，毛泽东曾说“吃饭大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特别是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湘南农军及其家属一万余人，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一部七八百人，这两支部队来到井冈山，虽然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却使得原本吃饭紧张的井冈山物资极度匮乏。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如果不能解决好，终会影响红四军的发展。

有多份重要报告，都直指该要害问题。如1929年 2月 25日，杨克敏提交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3月20日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陈毅也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央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

其次，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大大提升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模式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对于井冈山，毛泽东认为这块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凭险可守。假如有完备的工事、充足的给养，敌人基本上打不进来。1928年 10月 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1928年 11月 25日，他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之一是“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可是，物质条件问题始终困扰着井冈山。毛泽东指出，“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没想到这个难题到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后迎刃而解，这让毛泽东茅塞顿开。

1929年 2月 20日，红四军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会师，休整了一个星期，充分交流了两块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东固革命根据地在李文林等人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在国民党的进攻下，不仅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且也没有出现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是在此间，毛泽东惊闻井冈山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的消息。

在毛泽东看来，东固是一块很有特色、比较成功的根据地，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红四军学习，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开的武装斗争与秘密的割据相结合”。他对东固的斗争模式赞扬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是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却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间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了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经常的是一角五分一天的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极密切，交通极方便，敌人是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的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很多的地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因为我们和东固两种不同的经验，觉得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

因此，毛泽东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政策。可以说，正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拓宽了视野，认识到了固守井冈山的局限性，以及创建多种形式根据地的可能性。

最后，赣南、闽西的区域广阔，与敌人的回旋余地大，加上物产丰富，能提供足够的给养，适合大部队的长远发展。

其实，井冈山除了经济基础薄弱外，还有其他的局限性。粟裕曾指出：“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经营井冈山一年多的毛泽东当然更清楚它的战略局限性，在带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结论：“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脉作屏障，我军可以迂回转战于赣南、闽西、粤北广大地区，那里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给养供应，而且山岭河川交通不便，敌人来往困难。况且赣敌较弱，又多是客籍军队。本省刘士毅部已经几次被我们打败，战斗力不强。再说，赣南、闽西一带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容易发动，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有较好的基础，党的领导力量强;赣东北有方志敏红军;赣西南有称‘小井冈’的吉安、东固，并有红二、四团可以互为犄角。”

1929年 3月 14日，红四军占领福建长汀，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此时，毛泽东已经初步擘画出在赣南、闽西建立大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1929年 4月 5日，毛泽东在赣南的瑞金县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了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的几个优点，“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另外，“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6月 1日，毛泽东又在闽西的永定县给中央发去报告，再次提到“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望省委对这方工作多加指导”。“赣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赣西之石﹝井﹞岗山(宁冈等六县)赣东之方志敏部取得联络，请中央通告江西省委注意这二处工作。”

综上，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赣南、闽西条件极佳，没有强敌，有好的党群基础，而且经常能看到外面的报纸，信息灵通，非常适合红四军的发展。因此，虽然井冈山失守了，但毛泽东对红四军主力的去向很清晰，“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从这里丝毫看不出红四军有向井冈山靠拢的迹象。

如果上述表达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毛泽东于 1929年 4月 13日代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特委的信中，明确指出放弃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信中说：“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因此，五、六两纵队都应在山下，不应在山上。”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井冈山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固守的。红军应该到广大乡村地区发展与壮大自己，打击敌人，而不是继续待在山上坚守五大哨口。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综合分析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判断。

第一次失守后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率红四军小部分兵力打回井冈山

1929年 4月 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 11日，在于都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在“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毛泽东在决定红四军主力不打回去，在赣南活动的同时，也同意彭德怀率小部分部队打回井冈山，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井冈山的战略地位重要。1928年 11月 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边界红旗子之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可见，在下山前的毛泽东看来，除非经济上到了绝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能丢的，因为它的斗争对全国的革命形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第二，彭德怀的强烈要求。彭德怀认为，丢掉了井冈山他负有一定责任。据彭德怀回忆，他“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彭德怀提出严厉的批评，但彭德怀心存愧疚，出于将功补过的心理，在到达于都县城附近时，“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得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的同意。毛泽东还决定，“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这样，彭德怀的部队与恢复后的湘赣边界政权仍然受红四军前委领导。

第三，出于战略布局的考虑。彭德怀打回井冈山后，迅速恢复湘赣边界政权，这样就可以与红四军开创的赣南、闽西苏区遥相呼应、相互支持，成为更有利的前进根基。这也是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长远考虑。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到：“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

第四，敌我兵力显示井冈山有夺回的可能。敌人占领井冈山后，红军和地方部队转入深山继续斗争，不断袭扰敌人，加上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敌人不到十天便被迫退出了大小五井。随着蒋桂战争的爆发，大部分“会剿”部队被调往前线，只留下一个团驻防永新，战斗力有限。而湘赣边界各县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仍保留一定的军事实力，正在逐步收复井冈山。“除王佐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

据彭德怀后来回忆：“这次回井冈山和上次退出井冈山的形势完全不同，除在信丰消灭靖卫队数十人外，沿途再未遇见敌军。象屡次行军一样大概未出十日即到达井冈山。”

这样，在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的支持下，彭德怀率部夺回了失守的井冈山。因此，也就有了井冈山一年多的后期斗争。

第二次失守后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不打回井冈山

井冈山第一次失守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导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反动势力的力量强大，再加上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等原因，1930年2月底，井冈山的大小五井等地再次失守。此时的毛泽东同样不打算率红四军主力去收复，除了在文章中第一部分已经分析的几点原因外，还有其他考虑：

首先，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日趋形成，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延伸和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宁冈，但永新也很重要，搞好了对其他地方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他认为：“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

湘赣边界特委也对之前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同时借鉴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认为永新受到的破坏较小，党和地方武装基本保留下来，具备了成为新中心的优势。

1929年 3月 17日，湘赣边界临时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信中，在报告其他各县党的损失情况时提到，“永新工作目前尚在发展，赤卫队正极猛烈的作赤色游击，许多乡村尚是秘密的群众割据，各下级组织亦颇能斗争，工作照常通行，永新党及群众武装，在这次边界失败中完全无损失”。

经过慎重考虑，5月 20日，湘赣边界特委在给江西省委并转中央一份报告中提出请示：“为保存党的组织，使边界的党走向好的前途，能够担任政治运动的指导起见，以及前委此次给予我们赣南工作的经验，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有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既然要把湘赣边界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山下，那么条件最好的就是永新。9月 6日，在《江西省委致湘赣边特委工作(综合)指示》中，江西省委对上述请示给予了明确答复：“新的边特应建立在群众斗争的中心永新，边特应兼永新县委工作。”

湘赣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割据区域和边界范围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到 1930年上半年，除了原有的六个县外，还发展到万安、泰和、分宜、安福、新余、吉安、吉水、峡江等县，并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在毛泽东看来，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体仍在共产党和红军的手中，很小一部分山头被敌人夺去了，并无碍大局。因此，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逐渐从井冈山转移到永新，也确实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次，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围绕赣南、闽西的红色区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经过近一年的发展，毛泽东于 1929年三四月提出的在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1930年2月 6日至9日，毛泽东在东固陂头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史称“二七会议”。会议将赣南、闽西等的革命力量进行整合。不久，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

2月 14日发布的《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描述：“赣西及兴国、雩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百十五万，宁冈、永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六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四乡都在我们手，安福、新喻、分宜、峡江、南丰、雩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兴国有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以红军四五六军都到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斗争情绪很高。”可见，赣西、赣南的很多县城都被共产党控制，有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等主力红军，以及很多红军地方武装。

赣南、闽西的革命形势很好，毛泽东已不再紧盯着井冈山的几个山头，而是希望通过占领吉安，再到夺取江西全省，进而建立南方各省红色政权。

最后，在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请示后，中央已经同意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创建大块革命根据地的大战略、大手笔。

1929年 2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山后，曾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信请示希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的意见，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站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全局角度，通过党内文件或写信的方式频繁予以指导，同时综合多方反馈的信息不断调整战略、策略。

1929年4月7日，中央在获悉红四军主力刚下山的一些情况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帮助红四军指明了三条出路：赣南、闽西、东江，至于“这三条路究应向哪一方向发展，实际情形究如何，还应由你们决定”。

信中还说，“不宜于困守某一个地方。据说你们有折回罗霄山的意思，不知是否确实。我们认为孤守罗霄山□□□□□□□□军事上都是不利的，不独是罗霄山，无论任何地方，将队伍集中到那里而孤守着，一方面使自己的活□□□□□□□□□□，另一方面使敌人□□□□□□□来可以使给养□□发生很大的恐慌”(空格处为原文缺失)。中央在此指出，红四军不要打回井冈山，更不能孤守井冈山。脱离实际、不顾条件变化而机械孤守一地的做法已经被很多地方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至于去赣南还是闽西谋求发展，需要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作出选择。

1929年 9月28日，中央又给红四军前委致信，史称“九月来信”，该信由在上海汇报工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起草，后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并交由陈毅带回红四军进行传达。

该信指出：“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前委对赣南、闽西的游击工作亦要同时注意，要与该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系，然后才能使其与红军四军及东江斗争相策应。”信中对红四军一年多来不再固守井冈山，扩大游击范围和赤色区域，并在全国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意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进行游击，同时要求其与地方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事通讯》第 1期发表了《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编者按中写道：“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瞭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这是对红四军斗争经验和成果的高度评价，更是对红四军战略构想的充分肯定。此外，中央还给红四军派去了一批有力的干部，如罗寿男、张恨秋、谭玺、郭化若等，这些都是中央重视红四军围绕赣南、闽西创建大块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表现。

结 语

90多年前，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及一些基本的红军战术原则。从这个角度讲，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合理的;与此同时，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下井冈山也是必要的、符合历史趋势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一次失守后，经权衡考虑，决定由彭德怀率红四军小部分兵力去收复，而红四军主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井冈山第二次失守后，毛泽东认为国内的革命形势与之前相比有较大不同，工作方式、斗争形式等都需要随之改变，红四军主力有更远大的任务去完成，所以再次决定，不考虑派红四军主力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大小五井等地。

从1929年2月至1930年2月底，在两次失守间隔的一年时间里，井冈山在毛泽东心中的战略地位及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由一些凭险可守的哨口、工事等，逐渐演变为幅员辽阔的农村腹地。从山上转移到山下，由山区走向乡村，进而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等理论的不断成熟，都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愈加深刻。在毛泽东看来，当年在井冈山率先燃起的这一点星星之火，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

因此，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对于打回井冈山一事，或者不能为，或者不必为，或者不愿为，总之，都未亲自率红四军主力付诸实施。加上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再到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时代潮流推动他在更大的历史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毛泽东对井冈山始终怀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使他一直念念不忘，才有 1965年 5月重上井冈山之举。

﹝作者孙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